一、美国的战略目标与手段
世界各国依其全球化程度不同可分三类：功能核心国家、缝隙国家和边缘国家。“功能核心国家”是指那些积极融入全球经济，维护全球安全规则的国家，主要包括美、欧、俄、日、韩、中、印、澳、新西兰、南非、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在全球60多亿人口中，它们占了40亿。其中美、欧、日等国为“老核心”，中、印、巴、俄为“新核心”。“缝隙国家”是指那些孤立于全球经济与安全规则之外的国家，主要包括北非、中东、中亚和南亚的伊斯兰国家、东南亚、拉美的加勒比、中美洲和南美安第斯地区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它们是全球化的“臭氧空洞”，是恐怖主义等安全问题的主要根源。“缝隙国家”周围是“边缘国家”，如墨西哥、希腊、巴基斯坦、土耳其、印尼等国，它们是恐怖主义进入核心国家的通道。美国在后“9·11”时代面临的战略任务是：保卫西方的“老核心国家”，深入接触亚洲崛起的“新核心国家”，进一步融合“边缘国家”，逐渐减少“缝隙国家”，借以塑造新的全球安全秩序，在扩大核心地区的和平的同时，防止“缝隙地区”爆发战争。总之，在全球化进程中，应当让“老核心国家”处于领导地位，让“缝隙国家”紧紧跟随，让“新核心国家”决定速度，三者协调以保证“全球化列车”的顺畅行驶。
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需从三方面努力。在军事方面，要建立一支能有效重建与维持和平的军队。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表明，新的战争形式注重地面作战，游击战尤其重要。要赢得战争，不仅要在军事上取胜，还要在政治和思想上取胜，不仅要力争在一个战场上速战速决，还要准备应付长达数十年的低烈度战争。因此，美国军力应做适当调整，分成“利维坦”（《圣经》中描述的力大无比的怪物，后被政治学家用来比喻国家机器）和“系统管理”两部分。前者主要是用于作战，后者则负责作战以外的军事行动，如维和、平叛、危机处理、训练外国部队、战后维稳与重建等。在行政方面，应设立全球安全部，协调国防部和国务院的活动，并制定长期计划，负责领导消除“缝隙国家”的行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在外交方面，应联合所有的核心国家，携手努力，共同消除“缝隙国家”。
二、巩固和扩大核心区域
（一）加强“老核心国家”的团结。为对付全球恐怖主义，美国应制定两套规则：一套用以应对“无赖国家”或“失败国家”，另一套用以应对恐怖分子。但最重要的是要在核心世界内部确立新的规则框架。因为反恐战争既可能让美国团结核心国家，并使核心世界不断扩大，也可能造成核心国家间的分裂。核心国家之间不大可能爆发大规模战争，但它们对于缝隙地区的“流氓国家”存在不同看法，容易造成彼此间的分裂，并带来危险的竞争。规则框架的制定应由核心国家内部开始，并由美国最密切的军事盟友开始，如英、日、韩等。该框架不仅用来协调在核心国家内的反恐警务合作，也用来协调各国军队在“缝隙国家”进行的反恐行动。例如，规则要说明核心国家的军力如何，以及在什么情况下进入“缝隙国家”抓捕和追杀恐怖嫌犯。最终，“老核心”将扩大成员，直至将所有核心国家吸纳进来成为一个整体，并形成一个类似于世贸组织的实体来开展全球反恐活动。
（二）扩大与“新核心国家”的接触。“新核心国家”与美国在许多问题上有共同利益：“新核心国家”愿意尽力去保护全球经济，因为全球经济若崩溃，损失最大的将是“新核心国家”；“新核心国家”热切希望进一步提高全球化水平；由于许多“新核心国家”是长期与独裁主义较量后发展起来的，它们有着强烈的愿望来促进缝隙地区的民主和自由，并反对暴政和镇压；“新核心国家”快速发展的经济非常依赖中东和中亚的能源，因此确保这些地区不会陷入某种极端的隔离状态符合其最大利益；如果美国在全球反恐战争中获得中、印、俄的积极支持，它就赢得了军事伙伴。
因此，未来美国最重要的盟友是“新核心”国家。如果美国不尽最大努力和“新核心”大国在缝隙地区建立安全伙伴关系，它们就会被迫形成零和的思维方式，另起炉灶，在缝隙地区建立新的势力范围。如果“新核心”国家加入目前的全球化，并与“老核心”国家长期站在一起，全球化进程则不会出现失败，且其范围将不断扩大。
三、构筑美中安全联盟
美中之间长期的安全联盟将成为21世纪全球战略秩序的基石，美中合作将比20世纪的美英联盟更为重要。原因有三：
（一）中国正在发生的6大“革命”是参与全球化的结果。第一，从农业转向工业的革命，这一转变撕裂了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目前，中国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迁徙运动之一，千百万农村青年涌入城市。第二，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社会将变得更为活跃。第三，从自上而下的政治集权主义向自下而上的民粹主义和草根运动转变。第四，从中央政治控制到省政府、地区贸易集团力量增强的转变。第五，从一个与外部世界很少联系的社会到迅速与全球经济联网的社会。最后，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比人类历史任何一次人口革命都要迅速的人口革命。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在未来几十年的老龄化速度能比中国更快。要使中国在成为一个老龄化国家之前变得富裕，唯一的办法就是进一步融入全球化：通过外贸和外资保持经济繁荣，防止社会动乱，同时在海外建立有竞争力的私企，确保国内市场的供应。
（二）“中国价格”已成为全球经济中的关键因素。所谓的“中国价格”是指，你能制造的任何东西，中国都能以更便宜的价格制造，并且其销售价格大概是你销售价格的三分之二。当然，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终将增加，因为没有一个经济体能永久供应廉价劳动力。随着中国快速发展，其制造业将被迫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增加工资吸引劳动力，要么将生产行业转移到国外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地区，如汽车装配工厂就已转移到马来西亚。然而，就目前而言，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对原材料日益增长的需求正重塑着商品市场，或者说出现了所谓的“中国综合征”：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很多制造领域里取代了东南亚国家，但这些国家的对华原材料及制造设备出口将大幅增加。中国发展的这种“溢出效应”将产生长期且多元的影响。
（三）中国国内政治也终将与外部世界接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越多，接受的外部规则也就越多。随着时间推移，这一过程将严重削弱共产党的控制能力。例如，中国要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它就必须允许沃尔玛等全球零售商进入其市场。中国与外部的政治联系还没有跟上其与外部经济联系的步伐，其与外部的安全联系也远远落后于其科技联系。中国从世界获益，却还不知道如何回馈世界。到2010－2025年左右，中国第五代、第六代领导人将陆续执政。他们都在美国接受教育，其执政时期将是美国的战略机遇期，或许是美国建立永久的跨太平洋纽带的最好机会。
如果中国不能成为安全联盟的中流砥柱，那么建立联合的核心世界来缩小缝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美国未来10年最重要的战略安全目标就是建立亚洲的“北约”，其成员不仅仅要包括日本与统一的韩国，更要包括中国和印度，借以彻底排除美中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在台湾问题上，由于国际环境发生变化，中国大陆统一台湾的愿望已不再带有意识形态争夺的色彩。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将主导世界经济，台湾将更深地融入中国经济，最终在政治上也将与大陆统一。美国应撤销防卫台湾的保证，并尽早与崛起的中国建立战略同盟关系，因为今后的成本只会越来越高。
四、努力消除缝隙地区
（一）消除缝隙地区有三条规律。第一，缝隙的缩小可能呈波浪式发展。某个地区可能大致同时加入核心世界。第二，核心世界的扩展将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一国加入了核心世界，便对周边国家产生影响。第三，压缩缝隙的过程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美国国防部的全球军事布局。美国现有的4个地区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欧洲司令部、中央司令部和太平洋司令部——要整合成3个司令部：保护北美的北方司令部；协助其他核心国家进行军事合作的司令部；专职负责缩小缝隙地区的司令部。
（二）要消除缝隙，最重要的是帮助缝隙国家解放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潜力。在此过程中，有三个因素至为关键：第一是良治。所谓良治，是指能让公众和外部世界建立广泛经济联系的好政府。它不一定民主，不一定多元，不一定世俗。贸易是一种双赢的行为，密切的经济联系可以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例如，世界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已从1980年的15亿减少到了2001年的11亿。换言之，25年前，40％的人口生活在赤贫中，而现在只有20％了。但在“缝隙国家”里，却有一些独裁者和商业权贵在利益驱使下反对全球化。他们持重商主义态度，认为经济活动是零和游戏，宁肯让经济蛋糕小些，由其完全控制，也不愿意把它做大，让更多的人受益。这些国家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和农业产品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还有的国家通过设置复杂的法律障碍阻止外企投资，以确保统治阶层对本国经济活动的控制。
第二是女权。“缝隙国家”中最遭罪的就是女性，她们的卫生条件和健康状况最差，她们是内战冲突的受害者。在“缝隙国家”保护女权之所以如此困难，是因为：核心世界的某些国家根本就不重视“缝隙国家”；在很多保守的社会里，性别问题是一个禁忌，它们担心女权会带来宗教自由和人权等问题。全球反恐战争取得胜利的最大标志就是妇女获得投票权。在传统社会里，妇女比男人更喜欢全球化。因为全球化给她们提供了取得小额贷款的机会，以及进入工厂，摆脱农村贫困生活的机会。
第三是个人资本。对“缝隙国家”的援助不应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因为“缝隙国家”政府无能，腐败横行，这些基础设施很快就会坏掉。核心国家应提供资助，帮助“缝隙国家”的居民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这样才能真正改善其生活条件。“缝隙国家”的公民素质也将因此变得更高，政府能力将变得更强，国家也更加繁荣昌盛，而独裁者和商业寡头的势力则受到了限制。
（三）在全球范围内，缩小全球化缝隙应从改造中东入手。美国的中东大战略包括三个层次：短期目标是捕获和杀死恐怖分子，中期目标是改变中东地区的政治环境，长期目标是将中东与世界联系起来，尤其是与全球经济联系起来。赢得反恐战争和扩大全球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想在中东实现政治改革，最快的捷径是在核心国家和该地区之间塑造一种经济联系。拉登、美国和亚洲都在中东“与时间赛跑”：拉登是为了发动恐怖主义；美国是为了实现中东改造；亚洲是为了满足其能源需求。这些竞赛表明，在未来二十几年内中东地区要么加速融入核心国家，要么成为东西方较量的一个新战场。要尽快建立中东地区与全球化世界的联系，伊朗是关键一环。美国应努力与伊朗结成安全伙伴关系。因为伊朗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力量，能为中东地区的稳定发挥有效作用，这是该地区其他国家所不能及的。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应鼓励伊朗成为该地区的“新核心大国”。
附录1：未来英雄榜
首位西班牙裔的美国总统候选人。这件事不久就会来临，快得超乎人们想像。美拉关系因反恐战争受到严重损害。因为加强边界管制，来自拉美的经济移民被迫流向欧洲。西班牙裔总统的出现是美拉关系的转折点，它将迫使美国集中精力，缩小拉美后院的缝隙。
美国第五十一个州的州长。美国将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俱乐部。既然欧洲可以增加成员国，美国也可以。第一位新成员将极为重要，因为它意味着美利坚合众国又开始接纳新成员了，这将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源代码。自由贸易在全球扩张。正式的政治一体化也应成为推进核心扩张的一股动力。
竞逐主要政治职位的首位“中国女儿”。美国夫妇10多年来已收养了数以千计的中国女婴。她们将接受良好的教育，生长在多种族的家庭里，这将使她们像是一支由老虎·伍兹（美国著名亚裔高尔夫球选手）组成的小型部队。她们将对美国经济、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最终，中国的政治、经济领导人将在会议室里和这些“弃婴”面对面交谈。这将再次证明美国融合各种文化的强大能力。
欧盟的“威尔逊”。欧盟已通过宪法，将任命一位外长，为欧洲的外交和安全利益代言。美国在核心国家中主要发挥军事领导作用，其职责是铲除坏制度，而欧洲的新外长需要扮演“好警察”的角色，在全球推广民主制度。他不应阻止美国动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而要努力让核心国家按照游戏规则行事。
“二十国集团”的首位巴西主席。七国集团需要不断扩大，除了俄罗斯，还应把所有主要核心国家都接纳进来。印、中、俄等“新核心国家”主持首脑会议将是该组织发展的重要时刻。其中巴西在世贸组织多哈谈判中代表“缝隙国家”与“老核心国家”进行了谈判。如果20国集团能在南美举行首脑会议，核心国家的南北布局就发生根本转变了。
中国的“肯尼迪”。中国在2010－2020年将达到历史的转折关头，不仅领导人，而且全国人民都将认识到，中国不再问世界能为它做些什么，问题将是中国能为世界做些什么。随着中国人自信心越来越强，世界对中国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中国未来将出现一位领导人，让中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中国的“埃林·布洛克维奇”。布洛克维奇是法律援助者，他代表公众起诉造成污染的大公司。中国环境恶化严重，对人民健康已造成巨大损害，中国领导层已开始鼓励公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工厂污染问题。中国政府最终将允许法庭开出高额罚单，制止私营工厂，乃至国有工厂的污染行为。在此过程之中，将会涌现很多在法庭上与大公司抗争的勇士。
“北太平洋公约组织”的首位中国秘书长。美中需要在亚洲建立类似北约的军事联盟，从而让两个军事大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随着这个组织逐渐成熟，环太平洋各国将轮流担任秘书长。起初出于对美国在该地区盟友的意愿的尊重，中国人不会担任这一职务，但它终将获得这一职位。那将标志着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外交舞台上已经与美国取得平等地位——这将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
中国的“比利·格拉哈姆”。中国的基督教正在迅猛发展，尽管目前多数的中国基督徒隶属于地下教会。但最终地下教会的宗教领袖将与中国领导层展开谈判，争取让教会在公众生活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这将是一个紧张的过程，各种形式的政府镇压和拘捕将会打断中国社会逐渐宽容的进程。中梵建交是这一进程初期重要的里程碑。
中美联合行动部队的首位中国司令。中国军力不会追上美国，但有朝一日其国际贡献能力将大大增强，届时将有中国军官在中美联合维和活动中担任司令，就像参加北约行动的欧洲指挥官一样。这可能首先出现在非洲。届时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已非常成熟，不可能再逆转到相互敌视的地步。
印度的“撒切尔夫人”。印度认为自己是南亚的安全支柱。印度的“撒切尔夫人”对本国在核心世界中的经济地位充满信心，它将作为美国的小伙伴在沿印度洋区域发挥领导作用，增进本地区的安全。
阿拉伯国家的第一位女性领导人。中东完全将妇女排除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之外。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没有解放妇女的情况下参与到全球经济中来。妇女解放将带来妇女参政的要求。巴勒斯坦或者伊拉克可能出现一位女性领导人。
美军非洲司令部的第一任司令。美国迫于全球反恐战争的需要，未来将不得不调整其联合司令部规划，创建独立的非洲司令部，专门负责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军事行动。随着中东逐渐平定，北约的区域外行动能力不断增强，非洲将成为核心世界军事行动的焦点地区。
附录2：2010－2025年大事预测
2010年
“‘尼克松’访问德黑兰。”美伊对话的时机已经成熟。首先，从西贡沦陷到美越关系正常化，花了20年时间，从伊朗人质危机到现在也已经20多年了。其次，什叶派革命的影响在伊朗逐渐消退。目前伊朗局势类似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美国应抓住时机，采取缓和政策，促使民众从底层推翻政府统治。最后，没有伊朗作为主要的安全支柱，中东将难以获得稳定。所以，“尼克松”必须到德黑兰去。
“美中联合发出最后通牒后，金氏政权应声而倒；朝鲜半岛统一的日子逐渐临近。” 90年代后期，金正日拒绝国际社会的救援，听任饥荒在朝鲜农村蔓延。他手上沾满近200万朝鲜人的鲜血。中国是朝鲜长期的意识形态和经济保护国，也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随着中国逐渐走向资本主义，与朝鲜的经济和意识形态联系都不再重要了。当然，美国也要为推倒朝鲜政权付出高昂代价：放弃支持台湾防务；承诺削减驻日美军；允许朝鲜统一；放弃在日本的导弹防御计划乃至整个国家导弹防御计划。
“超级流感让许多国家的医疗系统陷于瘫痪。”每一代都会受到大流感的考验。例如1918－1919年西班牙流感曾导致全世界2000万人死亡。流感病毒每年都会变异，因此医疗机构每年冬天都需要研制新疫苗。因为流感疫苗主要销往核心国家，因此“缝隙国家”的20亿人口可能得不到任何防护。而发达国家对此反应迟缓，就像对待艾滋病一样。但在一个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上，最终所有人都会尝到苦果。
“‘中国－东盟条约’促进了亚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日本、韩国也接踵而至。”东盟主要由东南亚的小国组成。它要努力防止被迅速崛起的大国经济冲垮，因此要和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其他大国也将纷至沓来。
“中国的能源需求带来了南部非洲的经济腾飞。”中国巨大的原材料需求改变了世界商品市场的供求关系。一个制造业大国的兴起往往会带来如下变化：贸易方式要改变；垂死的工业复活了；外溢效应到处可见。如果中国需要几千万吨铁矿石，那么不仅南非的铁矿业将因此生机勃勃，它还将带来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大发展，并进而增加对火车的需求。从此，非洲将有机会与全球经济联系起来，但发出邀请的不是西方国家，而是亚洲。
“中国的‘黑色夏天’引发了空前的社会动荡。”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5个城市中有19个位于亚洲，中国一国就占了9个。草根阶层的环保运动正在成长，严重的环境污染最终将引发公众对环保的强烈政治要求。
“台湾通过投票，决定与中国大陆签署政治‘路线图’条约。”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在政治上它也将亚洲其他国家拉入了其政治影响圈。但美国向台湾提供的防卫保护让台湾人开始思考两个核大国之间可能发生军事冲突。如台湾决定走向独立，那么美国就要处理一场它难以胜任的战争，这将对未来的全球化发生深远的消极影响。美国需要让海峡两岸建立某种形式的长期信任关系，同时应放宽对台湾的控制。
“高加索协调组织制定了长期管道网建设计划。”中国在中亚地区关心的主要是能源，特别是天然气。管道维护需要睦邻关系，所以中国和印度都将努力与本国到高加索之间的那些地区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这将进一步加强伊朗的战略地位。
“占领朝鲜的‘四大国’筹建环太平洋条约组织。”朝鲜的金正日政权倒台后，占领朝鲜的4大国——中、美、日、俄建立长期的军事关系。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减缓，中国领导人将不得不增加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投资，而减少军事开支，但将继续增加海军经费。一旦台湾问题获得解决，中、美、日三国将加大海军合作力度。未来亚洲版的北约将以海军合作为其主要特征。
2020年
“中国宗教传播改变了第六代领导人的行为方式。”中国当代的年轻人很少信教。但这种表面世俗化的潮流不会持续很久。中国真正现代化的一代人步入婚姻生活后，宗教自然就会回归。到2020年，中国将变成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国家。接受美式教育的中国第六代领导人将公开表明自己的信仰。
“西班牙裔选民将成为左右美国选举的重要力量。”到2020年，美国选民中西班牙裔将占到1/5，而非洲裔只占1/10，亚洲裔只占1/20。非西班牙裔的白人仍占多数，约占3/5。西班牙裔人口的增长将改变政治版图。他们主要集中在美国南方。因此，未来南方在政治选举中的地位将会更加突出。西班牙裔的政治家将会身据要津，并实施“南向”的外交政策。
2025年
“氢能不断发展将使人类告别石油时代。”我们不是因为用尽了石头才告别了石器时代，也不是因为用尽了石油，才会告别石油时代。我们将会发展出更好的能源取代石油。
“古巴投票决定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三个州。”美国日益拉丁化将改变其与加勒比以及中南美洲的关系。与拉美的文化纽带将促使美国进一步扩大合众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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