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Forum, July 27 2006, Global Times
中国也是西方的政治机遇
【英】司马安洲 Andrew Small
“中国不确定性”问题已经很紧迫
对于中国，西方最想知道的是中国将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具体一点就是：中国会成为与西方“志同道合”的国家吗？但答案还是与过去一样：它们并不知道，唯一的共识是未来中国可能的发展轨迹比任何其他大国都要充满变数。这就是当前在西方普遍存在的“中国不确定性”的问题。
以前，这是一个重要但不紧迫的问题。多数国家都采取了大致相同的应对政策：在观望的同时，促使中国变成它们所希望的国家。但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一政策已经变得难以为继。中国的迅速崛起意味着，其他国家如果不调整政策、把“中国因素”考虑进去，就会有太大的代价。不管是美国应对中国的东亚外交，还是欧洲评估中国的非洲政策，继续对华观望、左右摇摆，已经没有现实上的可行性了。
但是，在“中国不确定性”的问题还没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制定对华政策，是很令人头疼的。在极端的情况下，美国和其他国家或者容易产生对中国未来的天真的幻想，或者容易引发对中国意图的过度的猜疑，两者都会导致战略误判。现在看来，其他国家只能———而且已经开始———采取中庸的妥协战略了。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写道：“我们的战略是寻求让中国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同时对其他可能性进行两面下注。”虽然采取对华遏制或接触的呼声仍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不确定性”必须被当作事实来接受，同时必须公开准备应对不同的可能结果。
必须认识到，“中国不确定性”的问题对中国本身也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其他国家的对华政策正在从接触转为“两面下注”，这意味着其中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遏制因素在逐渐增多。这种政策变化的代价是很大的：中日关系进入了类似冷战的状态；中美之间的战略猜疑并没有减少；甚至中欧关系也处于停滞状态，与2004年的“蜜月期”不可同日而语；同时，对华武器禁运和技术转移限制还在继续，美日等国也在暗中破坏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中国的不满也是很明显的。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不相信中国的和平意图，是因为它们从根本上对中国怀有敌意。而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不愿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因为它没有按照西方的意思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也没有孤立世界上的“麻烦政权”，这导致了这些国家对中国长远意图的根本怀疑。
中国得不到西方多少信任
上述情况能否得到改观，现在还不清楚。首先，不管中国有多合作，它得到的信任仍旧很少。美国和其他国家会从根本上怀疑中国提供的合作的背后动机，甚至会认为中国是出于为了维持与它们的良好关系才勉强提供合作，因此它们更希望这种合作能来源于真正共同的信念，担心中国的合作态度可能不会持续太久。其次，当中国真的在某一问题上主动与西方采取同一立场时，这些国家很可能会认为这意味着它们的对华策略成功了，因此可以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提出更多的要求。看来，唯一能让它们满意的就是中国完全站在西方自由民主共识这边，但这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讲是不可想象的。
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国遵循西方传统的外交原则，却遇到了充满敌意的回应。对西方来说，当中国的经济规模还小的时候，“不干涉他国内政”是可以接受的，但现在中国的投资、援助和贷款已经能对一些国家的政治进程产生巨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继续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时，西方就指责中国“扶植专制政权”。另外，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非常不同。在经济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很长时间内使外界相信它是一个经济机遇。但世界政治领域并没有像WTO这样的机制能够证明中国是个“支持现状”的国家，因为在政治上，很多时候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现状。事实上，当前欧洲和美国的“现状观”认为，现有的国际机制如联合国在后冷战时代已经失效甚至是失败的，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因此，中国现在采取二战后的“现状观”，在西方看来就是对它们的后冷战时代的“现状观”的挑战。
与西方互补，但不亦步亦趋
美国及其盟友必须采取更加实用和富有想象力的态度，预见到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力量的最好前景。但是，消除西方疑虑主要还得靠中国自己。美国并没有对欧盟、日本或印度进行两面下注，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变成美国的对手的可能性可以忽略不计，而是因为这样做会损害对它价值巨大的联盟体系。中国虽然被西方看作一个经济机遇，却还没被看作一个全球和平与安全的机遇。这些国家目前对中国最大的“期望”居然是中国不要捣乱———能助它们一臂之力最好，但千万不要挡路。面对这种偏见和短视，中国不妨告诉西方：你们都看走眼了———成为一个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大国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但你们的期望值不要太高，中国能扮演一个与西方互补的角色，但绝不是对西方亦步亦趋。
这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历史上，美国也是带着对19世纪的欧洲殖民主义、均势政治和秘密精英外交的敌意和猜疑而崛起的。与此类似，今天中国的崛起也带着自己独特的视角。而且，正如美国对20世纪一些最伟大的贡献———从现代国际法体系到联合国———来源于它对19世纪欧洲外交模式的摒弃，中国对21世纪的贡献一部分也应当来源于它对20世纪大国政治的错误的纠正。现在中国的很多外交信念与西方迥然不同：对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的怀疑；对强行输入外来政治和经济安排的可行性的怀疑；对使用武力的厌恶；对不同价值体系的尊重。其实，在西方之外，这些原则都被广泛接受。这是欧洲和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与中东、非洲和拉美对中国崛起的看法截然不同的重要原因。在这些地区，中国被看成是发展中国家独立性的潜在维护者。
这其实点出了未来几十年里中国国家定位的关键特征———发展中国家意识与超级大国地位的结合。一些人或者希望中国放弃发展中国家意识，或者告诫中国不可追求超级大国地位。但未来的中国是两者兼备的，所有人都必须把中国的这种双重身份看成一个事实和一种资产。未来几年西方面临的挑战将主要来自于不稳定、不安全、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迄今为止，西方应对这些挑战的表现，只能用失败来形容。不管是在遏制核扩散，促进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还是在防止局部冲突上，美国及其盟友没有任何可以称道的成绩。按照目前的形势，很少有人敢说西方能在这一点上取得突破。中国在维护全球和平、稳定与发展上的立场，在维持全球经济稳定、保证资源供应、开发新兴市场上的利益，与欧洲或美国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有一段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交往史，对这些国家的态度也与西方迥异，而且还把自己看成是它们其中的一员，这使它在解决上述问题时具有独特的优势。而中国的外交和信誉———特别是与西方所谓的“问题国家”的关系———提供了解决当前和未来最紧迫的国际问题的真正机遇。单凭西方外交是无力解决这些问题的。这就是中国与西方的互补性所在，这种互补性就是中国对西方的政治机遇。▲
（作者是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驻北京研究员，本文由张锋翻译。）
世界需要中国的激励
主题: International Forum, Sept. 11 2006, Global Times
【英】司马安洲
21世纪世界的发展需要来自中国的激励
迄今为止，中国在回应西方对其发展前景的猜疑时，还是集中在试图向它们表明自己的和平意图，说服所有人中国不是威胁。但这样做是否有效，还是一个疑问。虽然西方广泛接受并欢迎中国的经济崛起，但似乎并不认为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崛起对它们来说也是一个机遇。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双方的分歧不可调和。中国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显示它与西方的差异是互补和互利的。如果中国的对外政策、信誉、经验与外交哲学被看作是解决当前共同的全球问题的资产，而不是潜在的障碍，它就可以在坚持自己外交原则的情况下使自己与西方的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目前，西方的缺乏想象力，以及中国在扮演与其地位和实力相称的领导者角色上有时显得好像犹豫不决，使双方关系难以取得突破。但在未来，中国可能需要调整现在这种有些谨慎的外交政策。如果中国勇于塑造一种可以与西方互补的领导角色，那就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福音，对发达国家也将是巨大的激励。因为当前的现实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帮助，西方国家也无力单独解决一系列国际问题。实际上，当今世界的和平亟需有助于稳定的新生力量的注入和有别于西方的新领导模式的涌现。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国际争端与冲突，从伊朗核问题到黎以冲突，都从某种程度上暴露了近年来西方战略的失败。人们期盼世界和平的新的希望，并越来越多地把目光投向崛起的中国。21世纪世界的发展需要来自中国的激励。
中国可以怎么做
那么，中国怎样才能使西方认识到它不仅是个经济机遇同时也是难得的政治机遇，并为世界和平带来新的希望呢？
当前的中国具有发展中国家与未来发达国家的双重身份，它正处于由发展中国家崛起为发达国家的过渡阶段。这一双重身份，为中国同时赢得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双重信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有能力为世界提供一种中国式的领导模式，特别是在下面提到的三个领域里。在每一个领域，中国现在都受到西方的指责，但只要中国外交做适当的扩展，中国就能呈现给西方一个崭新的形象。
一、 中国作为新的全球中间人。
在有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上，美国总是想着“政权更迭”，欧洲总是没有实力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并经常被认为缺乏对发展中国家的同情心，而其他国家根本没有发挥重大作用的实力。中国则很不同。它既具备足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能赢得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因为长期以来具备的发展中国家意识能使它对这些国家的处境感同身受。这当然不是说中国无所不能，但中国确实能扮演一个全新的角色———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金融资助、政治保护、外交斡旋，并帮助制定在它们看来公正的国际政治规则。这不是异想天开———中国在六方会谈中的角色可能是中国在21世纪发挥全球中间人作用的预演。
现在，西方某些人批评中国“庇护麻烦政权”，作为全球中间人的中国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驳：你们没法与这些国家建立信任关系，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成为公正的中间人。所以，你们不应该再给我们压力，要求我们改变与某个国家的关系，因为这样做会破坏我们的信誉，而我们在发展中国家的信誉是解决当前很多问题不可多得的资产，至少你们自己没法提供这种资产。
二、 中国作为世界上支持第三世界发展的主要力量。
虽然欧美给了发展中国家大量经济援助，并派遣一批又一批的经济学家去重新“设计”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但奇怪的是，很多得到这些“帮助”的国家却反而变得落后了。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受外界左右，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奇迹。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是极具针对性和借鉴意义的，但它现在却受到一些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关于其“剥削非洲”的指责。
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又能借助自己的经验与技巧创造出强有力的外交信誉。发达国家的“慷慨”解决不了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的问题，发展只能通过经济上自主、主权上独立的国家参与全球贸易而实现；这些国家出现问题不是因为它们在全球化中受到了剥削，而是因为它们没有完全参与全球化。中国有能力帮助它们融入全球化，并把它们看作未来的市场而不是需要“无私帮助”的“问题国家”。
中国当前在非洲扮演的角色，也许会成为支持第三世界发展的一种模式：全面更新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当地设立经济特区；推动非洲经济中被西方忽视的领域的发展；鼓励中国公司在高风险的地区投资（西方公司是不想在这些地方冒险的）；相信非洲国家的能力，支持它们自己制定发展战略而不是听从西方的指挥。
三、 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缔造者。
关于中国的最后一个毫无意义的辩论是“中国的崛起会是和平的吗？”现在，对一些西方国家来说，中国崛起的最好前景只是不引发战争而已。但在这一点上，中国也可以通过塑造一个变革性的角色，使自己成为有助于世界和平的积极力量。上面提到的“全球中间人”只是中国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的一个层面，它指的是中国作为国际和地区争端的调解者。这一角色应该得到延伸：中国不仅是和平的维护者，还是和平的缔造者，同时也是冲突预防的主要参与者。
纽约大学国际合作中心最近发表的2006年度《全球和平行动年度评估》报告指出，想要发挥与其国际地位相称的维和作用，中国还需提供几千人的维和人员。笔者认为，中国不仅有能力填补这几千人的缺口，甚至有成为世界维和大国的潜力。联合国最近成立了维和委员会，现在还处于发展初期，中国的影响、参与及对国际维和活动的认识与建议能给其未来的性质带来决定性的影响。另外，中国反对使用武力的立场，不仅不是像西方所说的那样阻碍了冲突的解决，而是一种真正的解决冲突的途径。如果什么都需要用武力来解决，那么冲突来临之前西方国家又到哪儿去了？它们真的只会打仗，不会预防了吗？
停止说服，开始激励
实现上面提到的三个角色转变，当然需要时间，也需要相应的公共外交来配合。但只要中国尝试塑造这些角色，就能让世界感觉到未来中国令人耳目一新的发展轨迹。它告诉世界，中国将会用一种对全世界都有利的方式，在保障其重大利益的同时又不放弃它一直以来坚持的外交原则。这样做当然不会使所有人放心———那些希望把它看作一种中国的霸权战略或者那些仍然认为美国霸权是国际政治的样板的人是不会被它感动的。但中国的目标更多的应该是国际社会的“摇摆选民”，即那些愿意相信中国是政治机遇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对现在美国的领导模式失去了信任，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相信中国是世界政治中一个潜在的积极力量。
如果中国只是被动地接受西方的领导，那么它还会陷入西方关于中国崛起的利弊的无休止的争论之中，中国是无法控制这类争论的。但如果中国在其外交中体现出虽然还不成熟但却能激励世界的一种中国式的领导模式，让外界认识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不只是依赖于美国和西方，中国是世界新的和平缔造者与维护者，那么中国就能自己主导外界关于中国崛起的辩论的主题。这一主题将不再是“中国崛起是和平的吗”，而是“中国将带来什么新的机遇”。▲ （作者是英国外交政策中心研究员，本文由张锋翻译。）
2006-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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