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姓的来历

在文革中被毁的《达氏宗谱》（有六合翰林孙跌波代写的序谱凡二篇）曾记述了“始祖达不台，武将。元初来自西域，初居丽水，后迁台州，子名母把拉沙，文武双全，点中状元，帝赐蒙古名达不华，后裔遂以‘达’为姓。状元公读书处称白野山房。历任尚书，台州路达鲁花赤、平章政事等。征战海盗而亡，爵封魏国公。之后达氏由台（州）迁居镇江，清代洪杨起义兵至江南，六世祖达善为避兵灾又迁居江苏六合。”（《元代泰不华族源初探》）达氏排辈字谱为：“文光纶彩凤，应式庆明良。孝顺隆家道，忠贞载典章。”现已传至“隆”、“家”等字辈。

回回达姓为江苏六合县之望族。中国伊斯兰历史上的四大伊玛目之一的达浦生（名凤轩字浦生）阿訇即江苏六合县人，维吾尔人穆罕默德伊敏曾向达浦生教长询问达姓之族源，教长答谓其先世为元代之达不花。伊敏谓达不花一名，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都作少壮之牛解。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同属于阿尔泰语系，其词汇颇有相同之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向不以此为名。若然，达姓之族源非突厥人即蒙古人。殊不知次说仍不能作为定论。作者曾在兰州与达应庚君会，又谈起达姓源事。应庚君为浦生教长之侄，谓：根据家谱，先世为色目人，名母把拉沙，实系波斯人。蒙古人西侵随之东返，据浙江丽水。后迁于江南镇江。经洪杨起义又迁于江苏六合县。始定居。母把拉沙一名为波斯语官爵之称。元王朝官封平章政事。皇帝赐名达不华。达姓实为达不华首音之译。达姓族源不来自蒙古或突厥语族，而来自波斯，当无疑问。

明代，凉州达云为西北回回名将。《明史》有传。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图书馆中，得见其家谱。谓达云为畏兀（维吾尔）人。原系贡使，留河西而不归。可知达云的族源是维吾尔人。清初，河西回回米喇印、丁国栋等起义抗清复明。义师失败，清军屠戮甚惨。达氏畏祸，弃伊斯兰而融合于汉族。其后裔居于皋兰之达川。年老人尚能道其故事，谓为畏兀人。实系突厥语族。自不同江苏六合县之达姓。

录自《中国回族姓氏溯源》

　回族达姓主要源自皇帝赐姓。元初，成吉思汗西征时，波斯人母把拉沙随父塔不台入华居台州（今浙江临海），拜南宋遗民周仁荣为师，刻苦攻读汉语文，于延佑七年（1320年），在乡试中考取榜首。次年廷试赐进士及第，授集贤院修撰，拜江南行台监察御史。文宗建奎章阁，擢为典签，拜中台监察御史，“帝赐蒙古姓名达不华，后裔遂以‘达”为姓。”（《元代泰不华族源初探》）今江苏六合达姓为其后裔。另，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的西北名将达云，“出身于凉州卫（今甘肃武威）武将世家。其先为西域回回贡使，留河西不归，渐为凉州大族。”（《回族人物志》）这应是达姓回族的又一支。达姓回族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广东、宁夏等地。

摘自《中国回族姓氏溯源》

宗家祖谱”揭示“达”姓起源

(2005-03-26 09:34:13)

□金陵晚报记者 朱雷

【金陵晚报报道】 “达”姓乃回族姓氏，记得第一次接触这个姓氏还是从周星弛的《国产零零七》上，那个搞发明的“达文西”给当时还在求学的记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达”姓究竟从何而来？有怎样的历史渊源却始终不得而知。日前，记者意外获悉，达氏宗族已寻到了一套历史悠久，记载详细的家谱。据了解，这也是目前已发现最完整的达氏祖谱。

“达”姓起源于1279年

昨天下午，三山街静觉寺举办了“达”姓宗族会，此次到会的全都是分布在南京周边的达姓宗亲，年龄最大的是90多岁的达凤经，最小的30多岁的达俊。大家此次来的目的除了探讨家族的一些事宜外，更重要的是来看看刚刚寻觅到的达氏祖谱。

达氏祖谱分为8卷，第一卷的开头几页虽经修补但仍破损严重，但后面部分保存基本完好。家谱的开头几页基本已交代了达姓的祖先是从西域而来，名叫毋把勒沙，元朝大德年间（1279年） 任“塔不台”，居于浙江台州。

“达家”名人辈出

据记载，毋把勒沙有5子，以达普化最为显赫。达普化17岁时江浙乡试第一，次年被赐进士及第，曾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礼部侍郎、礼部尚书等重要官职，后在平海贼中战死，封魏国公，立庙台州，赐额崇节。

而近代的达浦生先生更是我国杰出的少数民族人士、著名学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是辛亥革命以来我国内地回族穆斯林中享有盛名的四大阿訇之一。1956年，82岁的达浦生先生担任周恩来总理的顾问，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亚非会议。1965年6月21日，达浦生在北京归真，享年97岁，葬于北京西北旺回民公墓。

多方打听终于寻回家谱

“这次能找回家谱还是要感谢已经作古的达浦生先生。”提起寻回的达氏家谱，达氏宗亲会的联络人达式洞先生很是自豪。原来，在去年达浦生纪念馆落成后，为了丰富馆藏，达氏宗亲开始搜集达浦生先生的遗物，在其中发现了达浦生先生有一部家谱，虽然里面的内容相对简单，但对研究家族历史很有帮助，但达浦生先生的家谱又是怎么来的呢？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原来这部家谱源自于扬州的达姓宗族。

六合达氏宗亲随后赶到了扬州，一番调查后终于和扬州伊斯兰教协会的达人先生取得了联系，鉴于编修祖谱的重要性，达人先生也开始四处托人询问，其间他们也和广州的宗亲进行了联系，但都没有家谱的下落。

无巧不成书，在一次不经意的谈话中，大家才知道，原来在“文化大革命”前，为了防止家谱被破坏，家谱已被带到了郑州的达氏宗族处。大家随后就进行联络，经过多方努力，今年年初达氏家谱终于来到了六合达氏宗亲处。

家谱700年间2次大修

通过进一步研读，记者发现，这部家谱的编修也是一部历史，毋把勒沙进中原开始，达氏家谱就已经编修，但规模都不是很大；直到1490年（明弘治3年）开始始修。到了同治13年（1874年）因“贼乱”而将祖谱遗失，光绪16年（1890年）又开始重修，为此当时还召开过规模很大的宗亲会，最后一次编撰是在 1919年（当时的民国8年）。

“这样做的目的还是为了能寻找到更多的族亲，让他们能认祖归宗，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修订家谱。”达式洞先生一语道破了这次家族聚会的目的。

据介绍，达氏的后裔在我国分布很广，其中一支已在第6代就脱离了家族，现在的家谱在不断地续写和修订，等完成后他们准备将原本赠给六合区档案馆，新本则放在达浦生纪念馆中以供历史的研究。同时他们还要对编撰好的家谱进行刊印，发放给达氏家族的后人。（文有部分内容摘自《二十四史·元史·卷143》）

(编辑 米米)

达浦生（１８７４－－１９６４），原名凤轩，教名努尔·穆罕默德，以字行。回族。江苏六合人。出身伊斯兰经学世家。曾任北京牛街清真寺伊玛目、教长。１９０７年在北京与教友创建回文师范学堂，任校长。后任上海福佑路清真寺教长。参与创建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中国回教公会。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创办回教难民收容所。后只身赴南洋、中东宣传抗日。在埃及发表《告全世界回教同胞书》，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呼吁全世界穆斯林支持中国抗日。回国后，在甘肃平凉创办伊斯兰师范学校，任校长。１９５２年参与发起筹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同年率中国伊斯兰教朝觐团到麦加朝觐。后任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院长。同年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顾问，参加万隆会议。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著有《中国伊斯兰六书》。

人民币升值背后的去工业化忧虑

文/特约撰稿员 岳健勇

《凤凰周刊》2007年第18期（总259期），2007年6月25日出版*

提要：工业化涉及到中国生存发展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与此相比，人民币汇率问题只能是从属于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局部性技术问题；需要认真应对汇率政策问题，但似更应将人民币的技术性升值趋势与对中国国力的过高估计相脱钩。

不过分纠缠人民币汇率是中美事实上的默契

近年来，由于中国国际贸易顺差及外汇储备持续迅猛增长，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2006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达到2,330亿美元，美国朝野上下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以及主张对华贸易制裁的强硬呼声不绝于耳。强硬派认为，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故意使人民币币值低估；同时漠视入世承诺，对出口采取各种补贴措施，从而造成不公平的出口竞争优势。另外，中国对美国影像制品等知识产权的侵犯依然猖獗。为此，他们主张全面提高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鉴于强大的国内压力，布什政府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铜板纸加征10-20%的惩罚性关税，并酝酿向世贸组织（WTO）控告中国。

对于美国的指控，中国则老调重谈，指出，美国的高技术出口管制措施限制了了对华出口。中国表示反对美国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对于美国准备向WTO控告中国，中方表示将不惜奉陪到底。事实上，中美双方均不愿意爆发贸易战。中国因循以往的惯例，主动做出了让步，派出庞大的贸易采购团赴美采购农产品和飞机等大宗货物，价值达160亿美元。这样的采购规模与中国对美巨幅贸易顺差相比，自然是杯水车薪，但这并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中国为维持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不惜牺牲本国部分产业的利益，而使美国商界获得了实质性的重大利益。例如，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随着配额的取消及关税的下降，来自美国的进口大豆数量激增，中国东北主产区豆农纷纷破产，陷入困境，但中国政府采购团此次却依然签定了826万吨的巨量大豆采购合同。

对于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之间严重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国际上普遍认为，人民币升值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美国以及欧盟的贸易官员也一再要求中国放弃盯住美元的政策，以便人民币依照市场经济的逻辑自然升值。事实上，从2005年7月至今，人民币已经累计升值了8%。在此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前夕，一贯对人民币升值态度消极的中国商务部前所未有地公开表示，人民币还可以升值5%。然而，中美在近期的战略经济对话以及中国官员访美过程中竟然没有实质性触及人民币汇率问题。其原因在于，中美两国决策当局根据对各自利益总体的权衡达成了事实上的默契，因而不打算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过分纠缠。

美国少数派经济学家的观点对于行政当局的政策倾向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他们对于人民币升值并不以为然，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和斯坦福大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McKinnon）认为，人民币升值不是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关键，而且对于中国经济自身有害无益。摩根·斯坦利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作证时明确表示，所谓的人民币币值低估实际上对美国经济有极大的好处。他们一致认为：美国经济得益于同中国的贸易，中国低技术产品不构成对美国产业的挑战，美国从中国大量进口廉价产品使消费者获益良多，并且使宏观经济得以长期在低通胀状态下运行。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便利了美国政府以极低的成本大量发行国债，以发展国防高技术产业。他们认为，美国贸易不平衡的根源在于过度的消费及储蓄不足，这样即便迫使人民币升值，也未必能减少与中国的贸易赤字。美国从对华贸易中获得的巨大利益足以补偿国内少量的“失败者”。

中国国内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政策辩论并不激烈。中国的经济学家无论其思想倾向如何，大多赞成人民币升值。他们认为中国入世后对外贸易规模的的急剧扩大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中国的国力已大幅提升，人民币的币值自然应该反映增长的国力。有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人民币币值低估是造成中国贫穷的根源，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与美国不相上下，必须大幅度提高人民币的汇率。反对人民币升值的学者则主要以日本20世纪80年代日元升值引发通货膨胀，地产金融泡沫以致后续的经济衰退为鉴，认为中国很可能重蹈日本的覆辙。

面对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压力，中国政府事实上采取了某种折中的方针，即对人民币汇率实行逐步向上微调。但这样不但未能平息国际压力，反而强化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吸引了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中国，这就加剧了流动性过剩。为抑制反对者所正确预期到的通胀压力，中央银行不得不提高利率，但利差的出现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对国际游资的诱导，对国内通货膨胀以及金融市场的稳定构成了巨大压力。

从理论上讲，要达成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只有放开汇率，令人民币升值到位。人民币汇率实行自由浮动，被国内外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是既可以减少贸易摩擦，又可以抑制通胀的“两全之策”，符合中国的利益。问题是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这样做？

中国不具备人民币大幅升值的真实国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出口贸易采取了各种鼓励措施，出口的平均增幅几乎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十分显著。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超过10%，进出口总值占GDP的比重（贸易依存度）高达70%，其中出口依存度达到1/3强。如此高的贸易依存度在世界大国中绝无仅有，它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经济成功的神话，另一方面又暴露出中国经济结构的严重脆弱。

仅仅从贸易平衡及相关的汇率变动的维度看，中国具有与当年日本相似的特征，但人民币的被迫升值却并非是工业化进步带来的产业全面升级的自然结果。日本产业“空洞化”——即通过扩大海外投资（中间部件等半制成品返销日本）成功抵消日元升值给本国制造业造成的压力——作为应付本币升值的一种主动的全球化措施，其背后体现的是日本强大的工业实力。中国国际贸易的60%被外资控制，高技术贸易只占全部贸易的20%左右，而高技术贸易的90%是由跨国公司进行，中国贸易顺差的85%是靠外资实现的。这清楚地表明，中国仅仅是低技术产品的全球制造中心，是跨国公司全球化运作的价值链中最理想的低端生产环节。从国内报章屡屡表露出的对于跨国公司可能将工厂迁移到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地区的担心，即充分证明了中国不但不具备发达国家那种以“产业空洞化”，即主动的全球化方式，以全球市场为市场，以高技术为载体延续并加强制造业全球竞争优势的能力，甚至缺乏在国内市场通过技术创新平衡工资上升趋势的工业化的基本素质，且不说中国还受到技术工人极度短缺的严重制约。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踯躅导致本国产业不具备技术输出能力，以应付本币升值的压力。外资企业大多两头在外，人民币升值对其成本影响极其有限；而本国企业主要依托国内市场从事生产制造，汇率变动对其生产成本具有刚性制约。在20世纪90年代企业大规模改制后，中国本国产业的出口越来越依靠非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技术含量很低，主要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维持竞争优势。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必然侵蚀掉这些企业本来就十分微薄的利润，使其生存环境更加恶劣。在国内市场高度开放的条件下，期望人民币升值来迫使它们实现产业自动升级恐为“天方奇谈”。相反，更大的可能是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将引起大批国内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大量失业，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那时，伴随着出口下降及贸易不平衡缩小的将是经济的衰退和人民币的贬值。

因此，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并不切合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更不符合掌握着全面信息的中国政府当局的政治经济理性，人民币一定幅度的升值仅仅是为了缓和国际压力，以换取经济持续增长所倚赖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稳定。

人民币升值来自技术指标压力

事实上，人民币升值更多的是来自技术指标的压力，而与意象中的“国力”无关。具体的说，外汇管理当局的强制结售汇政策以及不允许自由汇兑的外汇管制措施，造成了外汇严重的供大于求，从而在技术上形成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中国经济对外资的严重依赖，又导致了出口政策的政治化，即通过持续的贸易顺差及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来营造吸引外资的良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而外资确实受到了此一基本面的吸引大量进入中国，相对于中国较小的对外投资规模，资本帐户于是也形成了大量顺差，因而使人民币面临更大升值压力。

如前分析，这种不是基于工业化实质性进步的货币升值其实掩盖了中国深刻的经济和产业危机。忽视了这一点而大谈特谈人民币升值与否及其利弊并无太大意义，如果不厘清人民币升值的由来，就无法为走出该问题引起的纷扰以及为明晰未来的发展战略提供借鉴。

一般认为，中国的出口促进政策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亦即重商主义。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的出口激励机制是“重规模而轻效益”，由此造成出口秩序混乱，企业间恶性竞争，边际利润逐年递减。粗放式外贸出口造成了数千亿元的银行坏帐，这种徒具规模而无实质效益的“无利润增长”（unprofitable growth）完全背离了重商主义的基本原则。从1992年以来，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对投资实行自由化方针。与此同时，为了重返关贸总协定（WTO前身），中国主动削减进口壁垒。

从国际经验来看，工业化国家（及地区）在起步和发展阶段无一例外均经历了市场保护阶段，日本、韩国和台湾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些经济体在工业化完成之前都实施了由政府主导的富有远见的产业指引，对进口和外资加以限制；甚至已经工业化的西欧各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复兴经济，在美国的默许下，也纷纷采取了经济民族主义方针，保护国内市场，从而培植了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去工业化”危机

假如说中国的鼓励出口政策是一种“出口导向工业化”（export-led industrialization）模式，那么，几乎与此同时实施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则完全抵消了这一模式的有效性，发展战略上的模糊以及政策上的相互矛盾，在经济增长被高度政治化的国内条件下，使得中国发展战略被完全建立在片面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其“片面性”在于，“比较优势”原则原本适用于单纯的贸易交往，主权国家可以采取提高政府机构效率，发展国民教育等方式来改善本国的比较优势，但中国对经济增长的关注压倒了一切，没有下力气建立现代高效的政府机构，没有及时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入，而轻率出让了国内市场以换取立杆见影的经济增长的绩效。被制度性压低的劳动力成本虽然造就了中国的竞争优势，却同时造成国内消费的持续低迷，加之外资的挤压，中国本国的产业缺乏足够的市场规模进行资本技术积累，而只能集中于低技术生产，虽然目前中国除了尖端产品如大型干线飞机无法生产外，几乎可以制造出一切产品，但中国始终掌握不了核心技术，本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事实上已经退化为一种“无技术工业化”（technologyless industrialization），或如海外中国研究学者所言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

“无技术工业化”意味着作为尚未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被牢牢锁定在国际分工的底层，它的表现形式就是中国对外资以及对海外出口市场的双重依赖。中国抵制人民币升值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维持仅有的比较优势，即劳动力低廉的竞争优势。而事实上，这一优势已经或正在被“无技术工业化”在其他方面造成的劣势所吞噬，如环境的全面恶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市场的“零和”竞争，以及在战略性资源上与发达国家越来越尖锐的冲突等等。这些公开或潜在的冲突也使中国的外交环境有趋向恶化的可能，这反过来又会危及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民币升值与否其实难以缓解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和冲突。

假如中国已经成为了工业化国家，首先，中国经济结构得到了优化，而不再可能有如此高的贸易依存度。工业化意味着国民的富裕和普遍的中产阶级化，稳定和强劲的消费足以支持中国经济的自我循环，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不平衡以及愈演愈烈的贸易摩擦也自然会大部消除。但中国依然必须以世界市场为市场，所不同的是，工业化的中国具有单独制定或与其他发达国家共同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其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形成经济技术上的互补，中国有能力通过向后者输出资本技术以及发展模式来加强中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再者，中国还具备了就世界资源的合理分配与任何一个大国或国家集团平起平坐进行合作性谈判的能力等等。

因此，工业化涉及到中国生存发展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与此相比，人民币汇率问题只能是从属于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局部性技术问题；需要认真应对汇率政策问题，但似更应将人民币的技术性升值趋势与对中国国力的过高估计相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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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版面限制，发表时有删节。本文为未经删节的原文。

和平崛起：现实还是幻象？

和平崛起：现实还是幻象？

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政治学在读博士 岳健勇

2006年8月12日

[提要]中 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奠定了中国崛起的基础，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工业化的实质性进步，反而扩大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现代化水平 上的差距，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对国际体系的依附。中国希望通过与国际体系的合作，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格局，以图在国际体系的框架内实现“和平崛起”。 问题在于，缺乏工业化支持的经济规模的片面扩大难以增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谈判能力和权力地位，为中国崛起奠定不可逆转的坚实的基础；而且，即便中国无意 挑战现存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要维持经济的“贫困式”增长也必将使中国遭遇资源和市场的瓶颈，从而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发生冲突。因此，所谓的“和平崛 起”不过是个不切实际的一相情愿的幻觉。

一、“和平崛起”：不同的解读

中国自2001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WTO）以来，经济出现持续高速增长，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的规模急剧扩大，这既增强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也对 国际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与此同时，中国的军费支出也在持续增加，“中国崛起”（The Rise of China）因而成为举世关注的热点。

中国正在崛起吗？这一点似乎已无太多疑问 ，那么“中国崛起”意味着什么？美日等西方国家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必然会像一次大战前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那样，凭借工业化的经济实力，通过军备扩张，向国 际体系发起挑战 。中国国内的多数观点则认为，中国是经济全球化和现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保持与美国的合作性伙伴关系、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对维持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中国官方理论家竭力向美国说明，中国深受资源短缺、环境压力以及国内社会冲突的困扰，最关注的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内政问题；中国尊重美国为东亚秩序的 保障者，无意于寻求霸权或支配世界事务；中国将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贸易和投资等和平手段来获取世界资源，并通过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为“国际社会带 来更多的机会而不是威胁”，以此实现“和平崛起”（peaceful rise） 。

美国对此做出反应，指出，许多国家都希望中国走“和平崛起”之路，但没有哪个国家会因此拿自己的未来做赌注；美国的市场对中国的发展利益攸关，警告中国不 要把美国市场对中国的开放看作理所当然；中国为了能源利益与苏丹、伊朗等国合作有损中国的道义形象，敦促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 （responsible stakeholder），并开放国内政治 。这表明，美国并没有接受中国的说辞，把中国的崛起看成是“和平”的。相反，美国“欢迎”中国和平崛起所内含的条件与中国内外政策的底线存在难以弥和的距 离，因而“中国崛起”在美国看来其实就是“中国威胁”。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心还受到国内占主导地位的新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强烈影响，该理论认为， 国家间为谋求权力最大化而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新兴国家为取得与自身经济实力相称的国际地位，必然要向“霸权国”发起挑战。因此，中国崛起不论是否通过 和平方式来实现，都将被美国视作威胁 。

但是就目前阶段而言，把中国与一战前的德国相提并论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首先，两者的经济地位不同，德国在一战前已经完成工业化，经济实力已超过英国而仅 次于美国，具有很强的资本和技术输出能力，在中欧、中近东和拉美国家中有很大的政治经济影响。中国虽然在经济规模上已居于世界前列，但离工业化的目标尚 远，在工业技术和国家现代化总体水平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其次，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一战前的德国处在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多极世界，作为单独一极的德国具有打破欧洲均势，征服整个欧洲的愿望和能力；而中国正处 在一个由美国占据全面优势地位的一极体系内，中国既无愿望，也完全不具备与美国全面抗衡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

这一显而易见的差别不可能不为西方国家的战略家们所洞察，但是，强调“中国威胁”在任何意义上都有利于美国对中国采取战略遏制态势，甚至先发制人的行动， 从而迫使中国除了在国际体系内接受美国的领导地位外，别无其他选择。换言之，中国谋求和平崛起的空间是有限度的，将受到美国主导下的单极国际体系越来越强 有力的约束，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一再强调要在经济和政治上把中国彻底纳入国际体系的原因所在 。令人不解的是，中国也反复强调融入国际经济政治体系的极端重要性，将之看作是实现“和平崛起”的根本途径。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奇怪的国际政治现象？答案显 然只能从“中国崛起”本身去找。

二、“中国崛起”的基础：经济增长

“中国崛起”之说最早见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经济总量的世界排名不断跃前。有西方学者曾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经济 实力仅仅与中等国家的巴西相当，在国际政治中无足轻重 。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之后，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首先，中国与世界经济融合的步伐大大加快，在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遥遥 领先。迄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升至世界第四位（中国2005年完成经济普查后新调整的数字），国际贸易额则跃居第三位，外汇储备仅次于日本。

其次，由于国内资源缺口不断扩大，中国从海外大量进口能源和原材料，进口量的急剧增加对世界资源供求结构、乃至全球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中国与美日等发 达国家在战略性资源上的利益冲突日益表面化。为确保能源供应，中国在最近几年的时间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中亚、拉美以及非洲等富产资源的国家进行 投资，政治影响亦随之上升。第三，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高度开放产生的“溢出”效应，密切了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东盟对中国的敌意大大降低，中国在东盟 的影响相应扩大，中国“睦邻、安邻、富邻”的多边化新亚洲政策在东南亚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动向表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对世界经济和政治产生了不容 忽视的影响力，这是“中国崛起”为国际社会所共同认知的根本原因。

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是具有可持续性？中国以贸易和投资方式获取世界资源能否确保无虞？鉴于中国能源需求的刚性特征 ，如果中国与发达国家在获取世界资源上的矛盾无法调和，“和平崛起”的进程必将中断，届时受到国际体系重重束缚的中国将何以应对？为什么给中国经济增长 “带来极大好处”的国际体系最终反而可能摧毁中国经济或其自身？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三、经济增长的实质

与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不是来自国内消费。从90年代以来，由于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导致社会整体购买力下降，消费需求的增长十分缓 慢，消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只有50%上下 ，因而主要依靠投资扩张和出口贸易来推动经济增长。中国正处在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制造业既是工业化的载体，又是承担社会就 业的主要部门，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制造业 。然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表象下，中国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因受到外资及本国非正规制造业“替代效应”的强大压力，发展规模却相对萎缩，在整个90年代，中国 经济已经出现了“去工业化”（工业化徘徊不前）的明显趋势 。

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全球化 ，恰恰能够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来源。从2001年以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纷纷把制造业迁移到中国，这显然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 。但是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主要动机并不是占领国内的消费市场 ，而是在90年代末已基本完成对中国市场控制的基础上 ，把中国作为超低成本的生产中心，向其控制下的全球市场大规模出口。这一策略十分成功，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近60%，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近90%已被外资控 制（表一）；跨国公司通过中国市场实现了最佳方式的全球化运作，对中国产业形成了极大的竞争优势。

表一A：2005年1-12月中国进出口按企业性质分类统计（金额单位：亿美元）

2005年1-12月	出口	占比（%）	进口	占比（%）	贸易平衡
外资企业	4,442.1	58.3	3,875.1	58.7	567.0
国有企业	1,688.1	22.2	1,972.0	29.9	-283.9
其他企业，其中: 集体企业 私营企业	1,489.8 365.1 1,122.3	19.5 4.8 14.7	754.1 205.2 539.8	11.4 3.1 8.2	735.7 159.9 582.5
本国企业(小计)	3,177.9	41.7	2,726.1	41.3	451.8
进出口总计	7,620.0	100.0	6,601.2	100.0	1,018.8

表一B：2005年1-12月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按企业性质分类统计（金额单位：亿美元）

2005年1-12月	出口	占比（%）	进口	占比（%）	贸易平衡
外资企业	1,920.0	88.0	1,579.8	79.9	340.2
国有企业	161.5	7.4	282.2	14.3	-120.7
集体企业	39.8	1.8	30.8	1.6	9.0
私营企业	61.1	2.8	83.4	4.2	-22.3
其他企业	0.059	0.0027	0.895	0.045	-0.84
本国企业(小计)	262.5	12.0	397.3	20.1	-134.8
进出口总计	2,182.5	100.0	1,977.1	100.0	205.4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统计，见中国商务部规划财务司数据库。

在外资企业巨大的竞争压力下，中国制造业实力不断下降 ，尤其是在制造业核心的装备制造上，国内集成电路的95％、高档数控机床的70％强、光电子制造设备的全部，轿车制造装备及纺织机械的70％依赖进口 。中国制造业的衰败直接导致了对本国高层次技术人才需求的萎缩，从而使社会整体的就业形势趋于严峻 。由于经济增长目标被高度政治化，国内社会危机的加重反而加剧了政策目标的紊乱和政府行为的短期化，造成国内资源配置的进一步扭曲（如房地产业的过度开 发），使经济增长更加偏离工业化目标，并使宏观经济处于不稳定状态 。

中国经济增长与工业化的背离，以及经济政策对工业化目标的偏离，均透视出一个基本事实：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工业化已构成严重压制；受到世贸规则严格约束的 中国政府几乎无法像冷战时期的日本和韩国那样对本国制造业实施产业振兴方针。日韩两国的工业化得益于冷战时期两极格局的国际体系提供的历史性机遇，美国出 于遏制苏联的战略考虑，不但对这两个资本主义的东亚盟国单方面开放市场，并提供大量的资本和技术援助，还允许它们采取各种限制进口和外资等产业保护措施。 中国虽然在冷战后期与美国结成战略同盟，但因为中国是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主义大国，不在美国控制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内，因而仍然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 技术上的严厉防范 。

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单极国际体系建立，经济全球化遂成为必然 。经济全球化是美国在严密控制国际体系的基础上，对自由贸易和投资大力推动并加以规则化的产物，美国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是因为规则化的全球经济具有无法 逆转的强大扩张惯性，最有利于垄断了规则制定权的美国发挥其经济技术优势。因此，美国在处理对华经济关系时，一方面继续保持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管制，另一 方面又以其巨大的市场为诱饵，通过一轮又一轮的市场准入谈判，迫使中国开放国内市场。这一政策对中国的发展战略产生了强烈的诱导：中国要想实现经济增长目 标，就必须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加入经济全球化。

在世界经济史上，后起的工业化国家无一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无一不是依靠强有力的政府干预（美国和德国），或同时依托有利的国际环境实现技术赶超的（日 本和韩国）。美国对此心知肚明，但利用中国市场化改革必然产生的对国际市场的强烈需求，以全球化这样的“和平”方式诱使中国进入并依附于国际政治经济体 系，显然比将苏联隔离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之外的办法要高明和有效得多，这正是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对中国采取的一贯的方针 。

因此，中国要在全面加入经济全球化并依托现存国际体系的条件下实现工业化，其难度之大是超乎想象的。目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遥 遥领先，甚至高于多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国，但中国的综合竞争力、尤其是最关键的技术创新力却几乎排在世界主要大国的最末位（表二）。事实上，中国入世协定 所确立的“全球公平竞争”框架已经把中国制造业全面挤压到了生产的低端，在进口和外资的双重夹逼下，中国制造业的大部分只能从事低技术生产 ，因而，在这种表面上“双赢”合作的全球化国际分工中，中国制造业的价值所得极其微薄 ，根本无力大规模增加研究与开发（R&D）投入，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这势必将导致中国与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技术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表三），使 中国经济无法摆脱对外国资本和技术越来越严重的依赖，这一趋势如果不能及时扭转，中国实现技术赶超和工业化的希望将成为泡影。

表二：综合竞争力2005排名（世界前25大经济体）- 表中列出的是主要的大国

国别	综合排名	宏观经济稳定性	企业竞争力	技术创新	企业投资	人力资本	市场开放度
美国	1	1	2	2	5	2	22
德国	5	4	15	6	16	7	15
英国	6	5	4	12	12	10	12
日本	8	22	21	21	5	11	24
法国	12	3	22	9	22	20	19
韩国	13	15	11	15	17	5	5
印度	22	23	24	21	19	27	23
中国	24	24	12	25	21	25	9
俄罗斯	25	25	24	24	14	--	--

资料来源：德勤（英国）2005研究报告，*市场开放度高于中国的前8个国家是：爱尔兰、比利时、荷兰、奥地利、韩国、瑞典、芬兰、加拿大。

表三：R&D世界前八位排名（以R&D全球1000指数的企业数衡量）

排名	国别/地区	占全球R&D的比重（%）	排名	国别/地区	占全球R&D的比重（%）
1	美国	42.0	6	瑞士	2.8
2	日本	21.0	7	瑞典	2.2
3	德国	6.3	8	台湾	2.2
4	英国	5.4	--
5	法国	4.5	*	其他	13.6

资料来源：英国贸易与工业部最新数据，转引自英国《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2005年10月27日

由此可见，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没有工业化同步进展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导向真正的现代化。当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实质上是一种利润水平极低、缺乏产业 技术进步支撑的“贫困式增长”，而恰恰是这种最容易被感知的经济规模的片面扩大构成了“中国崛起”的基本内涵。显然，这种建立在可替代的低技术产品大规模 生产基础上的“崛起”，很难转化为中国左右国际经济关系的强有力杠杆，真正加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谈判能力和权力地位 。

四、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平崛起”的困局

事实上，即便仅仅把经济增长定义为“中国崛起”的基本内涵，经济全球化给中国造成的经济增长与“去工业化”的双重效应也并不可能长期并存，因为中国工业化 的踯躅不前正在使经济增长的内外环境趋于恶化，最终将令经济增长难以持续。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由于中国制造业技术层次低下，产业进入障碍 （entry barrier）小，较高的国民储蓄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体制环境中，容易演化为对低技术制造业的过度投资，以至于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使中国宏观经济在 长期趋势上呈现通货紧缩的态势。在此情况下，要阻止经济衰退，缓和“去工业化”带来的就业危机，只有靠低价向国际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市场大量出口。到 2004年底，中国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贸易依存度）已达到70%，其中出口依存度高达36%，如此高的贸易依存度在世界大国中是绝无仅有的。有关数 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比过去几年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外部需求 。这一脆弱的经济结构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外部风险。

其二，低技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普遍能耗高、资源消耗大、对环境的污染严重，它的竞争优势在于资源和劳动力的廉价，这是中国比较优势的基础，也是吸引大量外 资来中国投资的主要原因 。但中国的资源禀赋是廉价却不丰富，因而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必然是建立在对国内资源的透支式消耗和“血汗工厂”的基础上。事实证明，这种以本国资源的过早 枯竭、生态环境的全面恶化，以及严重的社会不公为代价而取得的经济增长已经难以为继 。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中国制造业的现代化（即工业化），但是工业化与全球化无法相容，而且在全球化产生的政治社会心理已成定势的情况下，中国经济 发展模式很难根本改观，那么维持经济增长只有依靠大量进口能源和原材料。由于中国已经形成相当庞大的经济规模，能源进口的过快增长不但提高了中国的经济成 本，使中国贸易条件明显恶化 ，更重要的是给中国的经济安全带来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

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关键的两端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在下游，大量低档廉价商品须要依靠发达国家的市场来消化；而在上游，中国所需要的资源大多又分布在美 国直接或间接控制下的地区，经济增长遂不得不倚赖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的稳定。为此，中国悄然放弃了其长期所倡导的“反霸”的外交宗旨 ，力图通过与美国霸权秩序（hegemonic order）的“和平共处”，以维护对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自由贸易机制（free trade regime）。尽管如此，中国对美国霸权秩序事实上的默认，却依然无法避免中美因经济全球化而产生的国家利益的冲突。

首先，经济全球化抑制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加剧了中国国内需求的不足，中国产品必然大量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从而引起发达国家部分产业的萎缩及国际收支的恶 化。如果说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发达国家从国内政治及本国利益出发，对中国的出口加以限制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 之争，而在于中国是个经济规模十分庞大的大国，把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发达国家的内需上本身就是不现实的，也是危险的；而且，不具备真正的经济技术实力、 因而不具备必要的“议价”能力的中国，也根本无法阻止掌握着规则制定权和解释权的发达国家以“公平贸易”（fair trade）的名义来限制中国的“自由贸易”（free trade）。

其次，经济全球化造成了中国对世界资源巨大的刚性需求，鉴于这些战略性资源（以石油为例）的不可再生性，大国在世界资源上的争夺必然是“零和博弈”（这一 点与世界是否应该感谢中国提供了廉价消费品无关）；而且，像石油这样的战略性资源与地缘政治还存在着共生关系 ，因而中国进口的过快增长引起的世界资源消费格局的质变，使中国与美日等大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

五、中国崛起的根本出路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受到了它自身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的严重制约，中国期望通过与国际体系的合作来实现长期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想法显然是不 现实的。当然，在市场依赖和资源依赖之间，更大的挑战来自后者，因为在前者问题上产生的冲突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可以通过如增加进口等和平妥协的方式来解 决。但是，中国在资源问题上则无法退让，除非中国甘愿放弃经济增长目标，否则，中国最初以和平方式获取资源的努力，在不断遭遇来自发达国家的抵制和破坏后 ，为维持经济增长及其背后的社会政治目标，很可能最终不得不以非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与发达国家在资源利益上的冲突 。那样的话，中国将不得不与美国的霸权做殊死的搏斗，这就决不是中国崛起之战，而仅仅是为中国的生存而战。

因此，无论是经济全球化还是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都不可能是中国实现崛起、特别是和平崛起的必然途径。中国崛起的根本出路在于本国制造业的全面自主振兴， 为此必须以科学求实的态度深入探索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只有实现了工业化和国家政治的现代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内的社会政治危机，从而使中国的崛起 真正成为无法阻挡的大趋势。

注释：

1，Robert Sutter, “Why does China Matt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2003-2004).
2，见美国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等人的论述。
3，Zheng Bijian,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Foreign Affairs Vol. 84, Issue 5 (Sep/Oct 2005);
Wang Jisi, “China’s Search for Stability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 84, Issue 5 (Sep/Oct 2005).
4，“W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obert Zoellick,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September 21, 2005.
5，西方有一种理论（“民主和平”）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根据该理论，中国只有在政治制度上民主了，中国的崛起才可能是和平的，才不会对世界 秩序构成威胁。西方的政治家和学者大多以此为由，对中国崛起表示不信任。事实上，民主国家之间同样存在国家利益之争（如美日在经济利益上的尖锐冲突），即 便中国实现了政治民主化，中美在东亚地缘政治利益上的对立并不会自动消失。美国的新现实主义理论恰恰并不区分国家政治制度上的差异，而是认为，中国的崛起 必然引起国际体系中权力的消长，在国际社会依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作为霸权国家的美国与新兴国家的中国之间的冲突将在所难免。
6，中国科学院于2005年2月18日发布了《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承担此项研究的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在进行大量数 据分析和科学比较后指出，2002年中国综合经济现代化指数在世界108个国家中排在第69位。2002年中国仍然属于经济欠发达国家，距离世界经济先进 水平的差距非常大。2002年，中国处于工业化的中期，经济现代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报告认为，如果把人均GDP和经济结构的综合年代差理解为中国经 济现代化水平与其他国家的年代差距，那么，2002年，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只相当于1858年的英国、1892年的美国、1957年的日本和1976年的 韩国经济现代化水平。见“中国离发达国家有多远？核心竞争力成为制约瓶颈”，中新网2005年10月13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5/2005-10-13/8/637232.shtml

7， 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立克在2005年9月21日对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的演说中谈到，“来自美国两党共七任总统都认识到（中国加入全球化）这一战略 转变，并致力于把中国完全纳入到国际体系中”。（Seven U.S. presidents of both parties recognized this strategic shift and worked to integrate China as a full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佐立克在谈到中国应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时特地做出解释，那就是“中国有责任加强给它带来成功的国际体系，这样才能实 现…‘超越大国崛起的传统方式’的目标。”

8，Gerald Segal, “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9).
9，韩晓平，“石油，中国现代化的刚性需求”，中国能源网：http://www.china5e.com。
10，自90年代初以来，消费在中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不断下滑之势，相比之下，大多数国家消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65%左右，发达国家的消费占比甚至高达80%。
11，据相关资料，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大约占GDP的40%，工业制成品出口在全部出口中的比重达到90%以上，制造业提供了国家财政收入的50%左右，并吸收了近一半的城市就业人口。

12，程晓农：“重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结果”，（美国）《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1期。
13，所谓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是指大幅度削减贸易壁垒，并取消大部分的投资限制，以便在本国市场建立“全球公平竞争”（global level playing field）的机制，使国内市场的竞争完全国际化。
14，以2003年为例，国内制造业投资额为3,639亿元，外资企业制造业投资为369亿美元（相当于3,050亿元人民币），占全部在华投资的近70%。
15，从90年代后半期以来，外资在投资过程中已经发现，中国市场的实际规模远不如想象的那么大。
16，岳健勇：“不容乐观的工业化前景”，《读书》2004年第7期。
17“外资强势进攻，我国制造业如何突出重围”，中国自动化网，2005年4月5日。http://www.ca800.com//05/4-5/n21679.asp
18，王思睿：“专家预警中国制造国际差距”，《第一财经日报》2005年11月23日。徐匡迪：“中国制造业的现状与面临的挑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观察网，2005年4月26日。

19， 外资在中国的制造业投资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装配为主，对国内工程技术人员的需求十分有限；而中国本国制造业因与外资企业的实力差距较大，无法为科技人员提 供有吸引力的工资待遇及良好的工作环境，因而高校理工科类毕业生纷纷改行，转向待遇较好的商业和金融等服务业领域，中国制造业的萎缩所引起的对国内技术人 才需求的减少，则进一步促使理工科毕业生大量涌向第三产业，这不但不利于中国制造业的技术积累及创新能力的提高，而且，由于现代化的服务业是建立在工业化 基础上的，在工业化进展缓慢的情况下，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实际上相当有限，很难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中国制造业的衰败使社会整体就业形势趋于恶化。
20，例如，城市化在短时期内会带来GDP的增长，但这种大多没有多少工业化根基的城市化，除了增加由农民转化而来的新的城市贫民人口外，还刺激了其他领域的投资泡沫（如房地产的过度投机），最终导致财富的分配更加失衡，并使宏观经济面临更大的风险。
21，如美国始终不给予中国产品普遍优惠制（GSP）待遇，对中国出口产品只给予有条件的最惠国（MFN）待遇，美国控制下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向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高技术出口实行严格管制等等。
22，岳健勇：“全球化与美国对华战略”，《凤凰周刊》2005年第15期（2005年5月25日）。
23，同注4。佐立克认为，不能把中国与40年代末的苏联简单类比，因为中国现在已深信，它的成功有赖于与“现代世界”的联系，中国的未来决不在于颠覆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

24，甚至不少国内的所谓高技术产业，其实也仅仅是披上了高技术的外衣、核心部件依赖进口的加工装配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据笔者不久前在广东的调研访谈。
25，据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胡春力透露，中国整个制造业的利润率为5%-6%，高技术产业的利润率只有2%-3%。同注17。
26，2005年中国与欧盟和美国关于纺织品出口配额的谈判，均以中国的最终妥协而告终，这就清楚地表明中国仍然缺乏足够的与发达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
27，郭琼、胡蛟：“会诊中国经济”，《财经》（总143期），2005年10月3日。
28，跨国公司转移到中国的制造业（包括所谓的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上是将其价值链中低附加值、适合于劳动密集型简单装配的部分转移到了中国。
29，陈国军：“被透支的中国发展”，《中国报道周刊》2004年1月15日。
30，中国资源进口数量的逐年激增导致中国经济成本大幅度上升，与此同时，由于国内企业相互恶性竞争，出口产品的价格不断走低。
31，中国目前已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据中国能源专家的估计，到2020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将增至５亿吨，有３亿吨需要进口， 对外依存度将高达60％，超过美国目前50％的水平，而50%是公认的能源对外依存的警戒线。见“能源专家：2020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超过美国”， 新华社乌鲁木齐2005年10月12日电。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38/3763890.html

3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一贯立场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2002年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将提法修改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不 再提反霸。见中共十六大报告（之九—外交）(新华网2002年11月17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1/17/content_632296.htm
33，Ebel, “The Geopolitics of Energy into the 21st Century”, Vol. 1, p. 7. 转引自Michael Klare, “Blood and Oil: The Danger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s Growing Petroleum Dependency”, London: Penguin, 2005.
34，例如，中国最近几年从加拿大大量进口沥青沙，引起了美国的高度警觉，因为沥青沙历来被美国视为对其能源安全意义重大；另外日本防卫厅在2004年底 修改了安全战略，部分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日本与中国在资源上的冲突有可能升级为战争。David Zweig and Bi Jianhai, “China’s Global Search for Energy”, Foreign Affairs Vol. 84, Issue 5 (Sep/Oct 2005).

35， 以贸易和投资这样的和平手段，即便是在美国控制之外的地区也并不一定能确保中国获取资源，或确保资源的长期供给，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低，资本和 技术输出能力远远不够，无法对经济落后但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真正产生深远的政治经济影响，因而这些国家大多抱着“卖给谁都一样”的临时心态。中国如果遇 到来自发达国家的强有力竞争，将很难与之抗衡。此外，中国对海上运输线安全保障能力的严重不足，以及某些能源大国（如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的复杂考虑（中 日在俄罗斯输油管道问题上的较量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也不利于中国获得长期稳定的能源供给。
36，随着中国和日本对世界能源竞争的加剧，两国在东海石油资源上的争夺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此文原载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6年2月号 总第九十三期。）